『汝州訪古』——風穴山佛爺洞！傳說中的開元精舍所在地
劉孟博/文
郭廣傑/配圖
佛爺洞民間俗稱古風穴寺，位於汝州市區東北二十里許米廟鎮白馬石溝村西的山澗旁，清康熙《風穴志略·景跡》捲上記載曰:“古風穴寺:今寺東三里許，有古殿三楹，面對東峰。峰下澗水潺渙，清機灑然，嘗有僧習靜於此。相傳為古風穴寺，或以為即貞禪師開元寺，碑記莫考。”據當地村民介紹，傳說佛爺洞所在地原為唐代高僧貞禪師初到風穴山時的駐錫之地，後人曾於此建有佛殿三間以作紀念，民國時期，當地尚有遺址可尋，後因拓寬道路被毀。現今的佛爺洞，則是當地村民於2017年利用廢舊窯洞改建而成，規模雖小，卻香火不斷，時常有香客前來進香祈福。
貞禪師(642年～725年)，俗姓張，京兆（今陝西西安市）人。年弱冠，秀才登科，知名太學。因認為儒家非正諦，文字增妄想，而載顧華宗，棄儒從佛。“遂受衡陽止觀門，居於洛陽白馬寺。口不絕誦習，心不離三昧”。其後貞禪師來到汝州開元寺駐錫，“又以為喧者起之本，靜者定之緣”，離開鬧市，在州北十八里處的風穴山麓，掘土為室，名曰:“開元精舍”，以為清修之所。貞禪師住山後以戒律嚴謹，修持精進，而聲名遠播，僧俗皈依者甚眾。“前刺史、故丞相齊公崔日用，吏部尚書李暠，皆頂奉山宇，斯豈弘道歟！”
唐開元十三年（725年）九月十八日，貞禪師示滅於開元精舍，其門人弟子宗本等人收其舍利，於開元二十六年擇昔人衛大丑重建之香積佛堂舊地，為其營建舍利塔院。自安奉貞禪師舍利之後，眾弟子結廬塔側，傳習梵唄，而漸成叢林。五代虞希範所撰《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雲：“開元年，有貞禪師襲衡陽三昧，行化於此，溘然寂滅，示以闍維。由崔相國、李使君名暠與門人等收拾舍利數千粒，建塔九層，玄宗諡為‘七祖’，塔今見存焉。”（崔相國即崔日用，逝於貞禪師之前，虞希範可能是對塔銘有誤讀。）
關於貞禪師被唐玄宗追諡為“七祖”，目前較為普遍的說法，認為他是衡陽慧思門下的天台宗傳人，即天台宗第七代祖師，因此後人將其墓塔稱為“七祖塔”，而隨後流行的天台宗九祖相承之說，卻將貞禪師摒除在外。中國佛學及佛教藝術研究中心主任、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麻天祥在《汝州風穴寺考——兼論荊三林先生對風穴寺研究的貢獻》一文中，對貞禪師的身份有過考證，頗有見地，值得關注，爰節述其說。“此前有學者謂之天台七祖，餘始終存疑。查遍歷史文獻，也未能找到些許證據。其一，現存風穴寺的資料明確說其“棄儒歸禪”，並反覆稱之為“貞禪師”，足見其屬禪宗一脈。雖然有“襲衡陽三昧”之說，這也是禪門弟子汲納眾流的特徵，尤其是對天台思想的汲納，風穴延沼亦如此。其二，貞禪師（公元641～739年）與神會（公元684或667～758或760年）、普寂（公元651～739年)為同一時代中人，他們都曾被尊為七祖，無論掛在頓門，還是依傍漸門，自謂七祖，或被門人、信眾傳為七祖，最後被朝廷諡為七祖，亦無不可。其三，慧能門下有十大弟子，有名字可考者多達三十四人；神秀門下更是如此。貞禪師與他們或許有緣，或者攀援，也不是不可能的。其四，開元寺顯然不是天台宗的道場。當時洛陽中原一帶正是頓漸交爭、南宗北伐，禪風瀰漫之時，甚至到武宗滅佛之後，宣宗廣興佛法，依靠的都是禪僧，如被尊為國師的知玄法師（悟達)也是禪師。總而言之，從現有的資料分析，與其說貞禪師是天台祖師，不如說是禪門耆宿。”
現今《大唐開元寺故禪師貞和尚珤塔銘》原石，亦不知下落，不過好在傳世古籍中對其有所收錄。清康熙十二年，郡人任楓編纂的《風穴志略》，為已知的最早記錄。其後成書於嘉慶十年的《金石萃編》卷八十三，及成書於嘉慶十九年的《全唐文》卷三二八，對此塔銘亦有收錄。三者相較，《風穴志略》所收錄存字最多，《金石萃編》所收錄，較《風穴志略》收錄略詳，惜缺字十四處，另全文中有五字與《風穴志略》收錄有異。
唐開元二十六年七月，緱氏縣尉沈興宗所撰《大唐開元寺故禪師貞和上珤塔銘》曰:“禪師諱貞，茲郡京兆人也，俗姓張氏。自輪奐規唐，貂蟬蔚漢，姜宋算齒，袁楊肯倫。師泛浪知清，依林擇茂，將揮聖性，載顧華宗。年弱冠，秀才登科，知名太學。已為儒家非正諦，文學增妄想，故去彼取此，而為上乘。因亦既從繬，遂受衡陽止觀門，居於洛陽白馬寺。口不絕誦習，心不離三昧。孚妙察之慧萌，刜賴耶之濁種，庶滅裂有為，千盤無生焉。後隸此郡開元寺，又以為喧者起之本，靜者定之緣，利緣舍起，故復居此窟。茨廡藥蔬之妙受，溪篁甗挒之勝塵，可略言矣。前刺史、故丞相齊公崔日用，吏部尚書李暠，皆頂奉山宇，斯豈弘道歟！然而展熊軾抵龍宮，紆紫綬，稽䊷秩，足以惕凡庶之見聞，兆昏蒙之迴響。爾以開元十三年九月十八日示滅於開元精舍，春秋八十有四。”
同時清代汝郡名宿羅衍疇，曾收集有當時社會上流傳的貞禪師傳說故事數則，整理為《書貞禪師開山軼事》一篇，並刊刻成碑存於寺內，供香客遊人瞭解貞禪師之弘化事蹟。
清咸豐八年九月，羅衍疇所撰《書貞禪師開山軼事》曰:“貞禪師，京兆人。唐開元間來汝，於城北十八里，喜其山水幽僻，可為卓錫地，因疊石覆茅，僅以蔽體。時山有虎患，村民勸使他徙，師笑謝之。是夕即有二虎伏師足前，師以手摩之曰“汝欲皈依我乎？佛道戒殺，此後不宜噉人。”虎輒點頭會意，嗣後，師每持缽出，一虎居守，一虎導行，遠近神之。太守某聞師高行，入山造訪。師方趺坐，虎瞑伏不動。見守至，師起叱虎曰：“有客且去。”虎即弭耳退出。較善覺之大空、小空又何以異？守與師接談之頃，頗契機要。因慨然以建剎為己任。兼之眾士傾風輦金而至，一塢白雲遂成福地矣。師常收得子數斛，隨手擲之，祝曰:“他日梵輪不壞，法印永傳，當令柏生滿山。故至今山中古柏鬱鬱蔥蔥，然此亦嚼楊枝植地即生之義也。出山五里許，田畔有巨石如臥牛狀，趨耕者不以為便，移置他所，其家得禍不測。寺僧有識者曰：“此貞禪師穩缽石也。蓋師初來時置缽其上，石之得名。”以此舁歸原處乃安。戊午八月，予遊此山，與體元上人偶談及此，而創始之碑蕩然無存。想因滄桑迭變，久付劫灰矣。然體師叢林宗主傳聞，有自必非風影捉摸，妄為此言。至當日太守，亦所謂大護法善知識也。而傳者軼其名字。惜哉！”
羅衍疇收集整理的貞禪師開山軼事數則，可謂充滿奇異色彩，此類情況其實並非孤例，在南朝梁僧慧皎所撰佛教史書《高僧傳》中便大量存在，讀者若簡單地把僧人神異事蹟視為迷信故事,輕易用世俗理性否定僧人神異事蹟的文化內涵，是不足取的。著名國學大師湯一介在其父湯用彤校注的《高僧傳》“緒論”中曾提醒讀者說：“慧皎生於千餘年前，又為一佛教信徒，所作《高僧傳》難免宣揚其宗教之信仰，誇大僧人之作用，多載迷信故事，此故不取者也，讀者當知。”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許展飛博士則在《論《高僧傳》中僧人神異事蹟的文化價值》一文中曾總結到:“《高僧傳》中僧人神異事蹟的大量存在，是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傳播社會現實的反映。佛教初傳，士庶對佛教頗感陌生，佛教神通與中國本土的神仙方術有著某些相通之處，正如佛教教義與老莊玄理之相通，弘法僧人一邊採用“格義”的方法，用中國的固有觀念配以外來佛教思想，以弘傳印度佛教思想，一邊用神異手段來吸引眾生。僧人制作並宣揚一些佛教神異故事，在當時科學文化十分落後的情況下，效果十分顯著，推動了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佛教的早期傳播與其說是靠佛理感化人心，不如說是靠“神異動顓愚”，佛教教義在神異色彩的籠罩下得以初步傳播。因此，慧皎在《高僧傳》中，按照僧人德業對佛教傳播和發展的重要程度，排列十科順序時，把“神異”科列為第三。正確認識《高僧傳》中僧人神異事蹟的文化價值有助於更好地理解中國早期佛教的發展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