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科學報》記者馮麗妃

張樹政身上似乎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她是中國生化領域第一位女院士，卻從未出國留過學，只有學士學位；她出身書香門第，身材嬌小、性格溫柔，卻又敢於“打抱不平”，與學術不端“叫板”。

中科院瞭解她的同事、朋友曾送過她兩個“綽號”——“反腐戰士”和“好人老張”。

今年10月22日是張樹政百歲誕辰。近日，《中國科學報》請她的關門弟子、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員金城回憶、講述了張樹政的故事。

張樹政中科院學部局供圖

“反腐戰士”

1991年當選中科院院士後，張樹政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反覆說，“自己貢獻太小了”。她覺得自己當選，可能是因為在學術上比較“較真兒”。

她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候選人簡表中，有這樣幾句評語：“在參與科技社會活動中，嚴肅認真、嚴格把關，勇於向不正之風進行鬥爭，作出了成績，得到學者們的好評。”

張樹政擔任過多家學術刊物主編，參與過許多項目的評審工作。有時，為了確認一項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她會查找數十篇文獻佐證。即便對方“名氣再大”，一旦發現問題，她也會指出來。

她的這種實事求是、不怕得罪人的個性給大連醫科大學教授朱正美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那是1990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召開的一次國家級自然科學獎評審會上，在審查、討論一項國家一等獎時，張樹政以確鑿證據，逐一指出申請書上多項內容的真實“出處”，甚至拿出了複印材料作為鐵證，提出了反對意見。由於列舉的材料翔實，無辯駁的可能，參審者一致通過了她的意見，駁回了這份看起來“很有分量”的申請。

當選院士後，張樹政依舊“好抱打不平”。

1994年11月3日，《中國科學報》就曾刊登過她的一封來信。信中指出，不久前她本人收到一封信，提到某教授的成果被人侵佔。為維護科學尊嚴，她輾轉通過該教授的學生找到了其本人。但該教授回信卻稱自己“已退休，無精力再過問”。這使她覺得非常惋惜。

“對一些弄虛作假的案件的處理，往往要拖延相當時日才能得到比較合理的結果。這在我看來真該謝天謝地，儘管拖延了時日，真理終歸取得了勝利。”張樹政說，“有些科技工作者則‘技高一籌’：在用作偽、抄襲、剽竊等手段侵佔了別人的成果、獲得了榮譽和獎勵之後，進行了‘更深入’的工作——堂而皇之地進行國家級鑑定。”

她強烈呼籲：“義不容辭地維護科學尊嚴，向不正之風進行堅決鬥爭！”對侵佔他人成果的現象認真清查處理，扶正壓邪，絕不能養癰遺患，讓真正的科學家被“窒息”。

一次次參與學術打假，張樹政“反腐戰士”的綽號在同行中不脛而走。

金城回憶，有一次，張先生甚至跟他開玩笑說，大家都叫她“女俠”。

“女俠”不僅“好管閒事”，治學更是出了名的嚴謹。20世紀80年代，她曾為一個生物化學名詞的漢譯查找了兩個星期的文獻，90年代，她又為一個真菌學界有爭議的名詞翻譯了上百頁的最新版《真菌學詞典》，先後修改10稿方才發表。無論是自己寫論文，還是修改學生論文，她都是精雕細琢，一個標點符號也不容錯。

金城回憶，他博士畢業後留所工作，在張樹政的指導下，參加“九五”計劃中關於開展糖工程研究建議的報告撰寫，報告寫完後被交到了中科院生物局，隨後張樹政卻發現其中有兩處錯誤，就從院裡撤回修改。“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先生嚴肅地批評我為什麼不認真檢查，還說做學問一定要認真。”金城說，後來，他問老師是如何發現問題的，得到的回覆是“這些文獻我都看過”。這讓他更佩服老師了。

“本科生院士”

說自己“沒作什麼貢獻”的老張，是如何從一個土生土長、本科畢業的女性一路“升級打怪”走進中國學術最高殿堂的呢？

張樹政出身書香門第。祖父是清代最後一科進士，父親是北大畢業生。這使她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啟蒙教育。她沒有經歷過特別大的挫折，甚至進入大學時還被人稱為“小孩”。

在她的自傳中，同學們曾這樣描述她：“小孩樹政，讀書學理；嘻嘻哈哈，淘淘氣氣；打打鬧鬧，頑頑皮皮。”“一副微笑的面孔，襯著快樂的情緒，什麼是人生？只是樹政的笑意。”

進入大學前，她的思想卻發生了轉變。“過去，她被人們譽為一個聰明的孩子，輕易地將她寶貴的童年在嬉笑中度過了。現在，她知道了自己的愚陋與無知，她用最大的努力克服她的怠惰。”張樹政如是寫道。

她覺得國家貧弱，要發展工業才能富強，於是決定學化學，並如願考進了燕京大學化學系。一位師長善意規勸，告訴她將來女性在這個領域就業會有困難，勸她轉到家政系去。可是她心意已決。

大學畢業不久，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張樹政在錢思亮、曾昭掄、劉思職等北京大學一批頂尖科學家領導下從事教學和科研，後在1954年轉入中科院菌種保藏委員會，在中國工業微生物學奠基人方心芳的指導下工作，走上了微生物生理生化研究之路。

在那個百廢待興的年代，先進儀器很少。為了把研究做下去，張樹政多次嘗試自制科研設備，從名門閨秀變成了一個科研一線的“女漢子”。

一次，她在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學習紙色譜及紙電泳技術，見到了濾紙電泳儀，但單位無力購買，她就和同事一起分析研究，決定動手做一臺。最後僅用一臺報廢汽車的電瓶和發報機用直流電源，就做出了電泳儀。

這項成果在她日後的科研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張樹政的第一篇論文就是在這個“汽車電瓶電泳儀”分析的基礎上撰寫出來的，也是我國最先公開發表的有關麴黴產生的澱粉酶種類的研究報告。

化學教育家、方心芳先生的老師方乘教授聽說了這臺電泳儀的事，很是興奮，專門派人從西北大學來北京學習製作電泳儀的技術。自此留下一段佳話“老師的老師請教學生的學生”。

後來，張樹政研究組在實驗中需要一臺等電點聚焦儀，他們採用了同樣的方法，自主攻關，做出了具有同等功效的設備。基於此，他們在國內首先建立了等電聚焦和聚丙烯酰胺凝膠電泳等新技術，應用於紅曲黴糖化酶的研究，並在世界上首次得到了這種酶的結晶。

這個敢拼敢闖的“女漢子”是當時微生物所酶生物學領域的一員猛將。

20世紀50年代初，她在國內首先解決了當時中國酒精工業界爭論不休的“不同種麴黴澱粉酶系”組成的問題，確定了黑麴黴的優越性，促進了我國酶製劑工業的大發展，為國家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60年代，她和大家一起搞出了著名的“人造肉”——白地黴，並千方百計提高它的鮮味兒，以期解決老百姓吃肉難的問題；到80年代，她領導團隊研究過20多種糖苷酶，其中不少被應用到生產實踐，使她在工業微生物領域連續獲得三項中科院科技成果。其中關於高產糖化酶的黑麴黴菌種研究，於1985年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

1991年底，即將步入古稀之年的張樹政全票當選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成為我國生化領域第一位女院士。

回憶當選經歷，張樹政卻道：“剛開始心裡挺高興，後來看了報紙上連載新增選的學部委員，每看一個都比自己強，越看越慚愧。”

走進國家最高科學殿堂後，她變得更努力了。

研究微生物酶30多年，張樹政始終堅持自學，利用一切機會求師求教。30歲時，她剛剛誕下老二，就利用產假學習俄語，後來又學了英語、日語。語言優勢，加上對科學敏銳的洞察力，使她總能比別人搶先一步感知學科發展的最新動態。

20世紀90年代，她在微生物糖苷酶研究的基礎上率先在國內開始了糖生物學研究。她當選院士後，美國杜蘭大學醫學院教授李玉德在賀信中曾高興地說：“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終於有人代表糖綴合物研究或糖生物學了。”

1993年起，張樹政和全國各大學及科研單位的一批科學家，開始向中國科學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科技部建議組織糖生物學的科學研究項目。此後，70多歲的她先後組織三次香山科學會議，研討中國糖工程研究的發展。80多歲時，她又帶領全國同行翻譯《糖生物學》專著，並每天從早到晚逐字校對譯稿。

張樹政的治學格言是：活到老，學到老，自強不息。“我一生都在幹我自己喜歡的事，這是我最大的幸運。”她說。